转基因稻米将要端上我们的餐桌吗

中华园林网　 2006-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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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完成转基因水稻商品化生产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如果获得农业部的许可，转基因大米最早可能在明年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稻米，是多数中国人的主粮，中国人人体热量的三分之一由米饭供应。有超过一半的中国农民从事稻米生产，中国三分之一的粮食耕地种的是稻米。而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种植转基因水稻。这项可能是“科学史上遭到最强烈反对的技术”，应该被推向商业化吗？中国需要靠转基因水稻来解决吃饭问题吗？转基因水稻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之争？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们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　　2004年10月16日，联合国第24个“世界粮食日”，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选择这一天在云南开始了“稻米之路”生态农业巡游。　　“用一只公鸡招谷魂，用一只母鸡迎稻魂，金色的稻谷满仓。”62岁的哈尼稻农李书周，把一首“稻米之歌”唱得古朴而悠远。在哈尼人眼中，稻谷是有魂魄的，组织者用哈尼语将成员乘坐的车辆命名为“车拉枯”，意思是“寻找稻魂”。参加巡游的有来自藏族、哈尼族、普米族的代表，农业专家和媒体记者。　　在此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绿色和平”引述非官方的消息称，中国可能在2005年或2006年批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如果消息属实，中国将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　　“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仍然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如果稻米是生命，我们愿意用生命做赌注吗？”“绿色和平”项目主管施鹏翔说。　　与此同时，一群重量级的科学家正在为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而“奔走呼号”。不同的是，他们是这项技术及产业的积极推动者。　　记者在最新一期的《中国科学院院刊》上找到了这份题为“对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报告。报告的起草人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李振声、石元春、李家洋，中国工程院院士范云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中国农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季等16名专家学者。　　报告的内容印证了“绿色和平”的消息。报告中说，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大力推进我国转基因农作物，尤其是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争取在4～5年内形成规模。　　不久前，这份报告作为中科院的重大咨询建议，送到了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手中。　　转基因大米就在我们一步之外　　“建议”的发起者之一、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朱祯，是我国转基因水稻研究的领军人物。他从1988年开始涉足转基因水稻研究，是我国最早进行转基因研究的学者之一。　　朱祯证实，他的转基因抗螟虫水稻从1998年开始进入安全评价程序，现已完成中试、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等全部安全评价和实验环节，即已完成商业化生产的一切前期准备工作。　　然而，朱祯却高兴不起来。什么时候能够获得农业部颁发的安全证书，他心里并没有底。“我国自1999年以来基本上没有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的商品化生产，而已批准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植物中，却没有粮食作物。”朱祯说。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罗云波同样表示：“科学评价证明没问题，并不意味着国家一定同意你走向市场，还有政治、贸易等多方面的考虑。” 　　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方向东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国的转基因水稻正在试验研究中，但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　　据知情人士的消息，在转基因水稻领域，与朱祯研究员进度相近的，还有华中农业大学、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三项研究，这些转基因水稻主要针对目前我国水稻的几种主要病虫害，分别能抵抗螟虫、稻飞虱或稻白叶枯病。这几项研究均已通过环境试验，属于距离商业化生产最近的“第一梯队”。　　安全不安全由谁说了算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院长罗云波是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一员，他和该委员会的另外57位专家和官员一起，负责对我国的农业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评价。　　罗院长告诉记者，按照有关规定，安全评价分为环境安全试验和食品安全试验两个部分，“均需要经过极为严格的程序”。　　环境安全评价的过程是：首先，在不足两亩的范围内进行中试；然后，在中等规模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环境释放试验；最后，进行生产和应用前较大规模的生产性试验。每个阶段需要两年时间，最快可能缩短为一年。　　而食品安全试验的方法是，用转基因稻米和普通稻米连续90天分别喂养小白鼠，经过生理指标实际检测和对比观察，确定食用转基因大米是否影响健康。　　但是，有科学家认为，仅凭一项短期动物实验就下结论尚早，这项实验只能表明，小白鼠吃了90天的转基因大米没出现问题，而人类长期食用后会不会出现问题尚不能预料。　　历史上曾有过教训，例如农药杀虫醚，曾经因价钱便宜、杀虫效果好被广泛用于棉田，专家用各种方法检验未发现其对人体的危害，但是数年后，杀虫醚工厂车间的工人患癌症几率远超过常人，其致癌性至今仍无法解释。　　除了试验程序的科学和严谨性，作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评审的核心机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构成同样备受关注。　　记者几经周折，拿到了这份由58位专家及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名单。一位对该领域非常熟悉的科学家告诉记者，其中34人为从事生物技术的研究人员，占全部专家的一半以上。　　不仅如此，名列其中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贾世荣、中国水稻所所长程式华、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所长黄大日方等多人，正在从事转基因水稻的研究项目。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从事环境保护、植物保护及生物安全研究的专家数量却屈指可数，总共只有5人。从事食品安全的专家则更少，只有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两名研究员。　　绕不开的经济驱动　　对于渴望发展的中国来说，一切争辩最有力的证据总是经济效益。在人口大国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也是有关专家打动决策层的沉重砝码。　　在写给国家领导的建议中，专家给出的应大力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理由包括：我国的转基因水稻在国际上有明显优势，转基因水稻的商品化生产可以占领我国市场先机；转基因水稻生产成本的降低可能增加中国稻米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给外贸带来积极影响；水稻是我国最主要的农作物，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将会有力地促进我国农业生物技术企业的形成…… 　　据记者所知，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一些成员背后就有自己的生物技术公司。　　朱祯以他研究的抗螟虫水稻为例：即使在采取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光是二化螟一种害虫，每年对全国水稻造成的损失就达120亿元。如果全国一半面积推广抗虫转基因水稻，按照每公顷减少使用农药15公斤计算，每年即可减少21万吨农药，既能减少农药污染，又能增加农民收入138亿元。　　据朱祯介绍，在提高单产方面转基因水稻也大有作为。目前研究的转基因水稻主要是解决抗性问题，但其实转基因水稻有超过杂交稻的增产潜力。因为现在用杂交稻技术远远没有达到水稻的理论单产，理论上最高应该可能达到每亩两吨。我们现在的平均产量是每亩600多公斤，每公顷6．35吨。用传统方法不可能实现极限产量，想实现必须依靠新的生物技术。　　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已低于消费量，库存消耗不断增加，预计2004年底或2005年粮食库存将降到警戒线以下。“水稻是我国第一大农作物，我国有大约4亿亩水稻，占谷物总产量的30％～40％。也就是说，你只要提高水稻产量的10％，就提高了我国粮食总产量的4％。如果水稻平均产量提高到7．5吨／公顷，那么每年粮食增产就达3100万吨，基本上可以保持我国粮食库存的平衡。”朱祯说。　　什么样的利什么样的弊　　“对人类而言，转基因水稻的利远远大于弊。”朱祯的语气异常坚定。　　他说，判断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大小，应该以现行的普通食品作为基准，而不能以零风险为基准。“实际上，大量数据表明，转基因食品比现行的普通食品更安全。因为农药的使用可以大量减少，食品中的农药残留降低，从而对食品安全有利。” 　　“绿色和平”组织项目主管施鹏翔对此持有相反的意见。他认为，转基因稻米只有3个月的食品安全试验，相反，传统稻米在我国有几千年的食用历史，哪一种更安全，不言而喻。　　据施鹏翔介绍，自1996年美国批准商业化种植抗除草剂大豆后，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作物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当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抗虫玉米投放市场时，转基因农业的支持者欢呼雀跃，他们说未来农业前景光明，不仅农药的用量会减少，生态环境也得到改善。但美国农业部1996～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8年来农药使用量反而增加了大约5060万磅。并且在大量种植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的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已经出现超级杂草问题。　　“超级杂草问题还只是转基因作物威胁生态环境的冰山一角。”施鹏翔说，目前正在研究的转基因稻米至少针对四种水稻病毒，这些抗病毒的转基因很可能会转移至杂交稻或野生稻中。这些抗病毒的基因本身具有毒性，如果与入侵的病毒结合，将可能会导致更有毒性的病毒产生。并且，转基因作物和入侵病毒间的相互作用将会增加病毒的抗性。　　“转基因作物更直接的风险体现在对消费者的影响上。”施鹏翔说，不论你愿意与否，转基因稻米如果推向市场，消费者将难以避免食用转基因稻米及其制品。　　“中国的标识法规并不需要对转基因稻米及其制品进行标识。因此，消费者并不具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水稻是不是中国最后一道转基因作物“防线”？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摆在了我们的餐桌上。我们吃的豆油、豆腐、豆浆等等，其实很多都是转基因的，不管你知不知道，我们一直在吃。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转基因作物播种国。截至2003年8月，我国共受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申请1044项，批准777项。通过评价获得安全证书和商业化生产许可的有耐贮藏番茄、矮牵牛、抗病毒甜椒、抗病毒番茄、抗病毒辣椒、抗虫棉花等6种我国自主研制的转基因植物，还有转基因水稻、棉花、玉米、油菜、马铃薯、大豆、小麦和林木等30种植物已批准进入中试。2003年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达到230万公顷。　　我国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农作物中，也有不少含有转基因成分。仅2003年，我国进口的大豆达2000万吨，几乎全部为转基因大豆。　　与审批的高效相比，我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管理则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一个现实的例子是，中国于1995年批准转基因棉花商业化。一开始仅批准在两个省份种植，但不到一年就散布到15个省。　　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科所研究员薛达元认为，目前的农业管理体系根本无法管理转基因的应用，转基因棉的混乱状态就是前车之鉴。　　而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与否似乎又具有更加非同寻常的意义。一家国外经济咨询机构提出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如果生物技术公司可以在亚洲叩开转基因水稻的大门，那么全球范围内的转基因技术大推广指日可待，因为当亚洲人连作为主食的水稻都开放时，其他作物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呢？　　施鹏翔认为，愈来愈多的科学研究显示转基因生物可能会导致“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尽管这些研究还未有一个“定论”，但负责任的做法是对转基因生物的环境和健康影响作独立的、严格的长远评估，而不是将转基因稻米推出市场。　　“河流受到化学污染可以治理，农田受到农药污染可以恢复，但野生稻米如果受到基因污染，将如何修复？在转基因问题上，我们不可以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施鹏翔说。　　或许，将悬而未决的转基因安全“疑案”，留给公众自己判断，把选择权交给公众自己？　　在云南的“稻米之路”上，几乎所有被记者问到“你会不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哈尼族稻农，只能以茫然的摇头作为回答。　　中国稻米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稻米的未来关系到我们每天吃什么，以及我们的子子孙孙将来吃什么。我们有责任去共同关心稻米的可持续发展，也有权利去参与决定稻米之路该如何走下去。（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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